第2624章心理卫生中心护理团队参加四川省精神/心理护理专委会2015学术年会

　

当然，如果法律没有正常公布或远远超过公布对象的理解能力，那么要求人们知道法律就是不正当的了。

然而，恰恰是保罗的意见为后世的注释学派所采纳，又经自然法学派的加工才形成了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35]总之，根据新的观点，《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所规定的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不适用于意思表示的错误，尤其不适用于契约。

与此相反，法律效果错误的类型则符合现代意义的法律错误，因为法律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上附加的法律效果是法律秩序的体现，因而带有某种正确性，不能由当事人随意去除。正如前文中的保罗意见中所示，对家子的借贷是一种罪，但是25岁以下的贷款人可以例外地得到救济（Paulus, D.22,6,9 pro.）。但情况并非如此：罗马法上，若有人因无知而作出清偿，可依该诉权请求返还。二、古罗马法学家的诸见解—判断标准的问题罗马法中，有关法律错误的记述主要收录在《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和《法典》第1卷第18章中。确定的是，自由人基于第一个遗产信托的请求，不因这一点（不知道自己的请求权·笔者注）被剥夺。

因为法律是能够且必须确定的（finitum ），而事实会骗过哪怕是最聪明的人。这里的自由民，就是帕比尼安所说的请求返还的人。1927-1937十年间请愿巡警设置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自募驻卫警察。

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其一，重点大学维持现状，其他大学该如何处理、重点大学的标准又是什么？其二，维持现状、暂予保留意欲何指？维持和保留的仅是机构还是包括原有的警察职权？3、立法法治化的冲击1996年《行政处罚法》的颁布实施对于大学保卫组织执法权构成了又一个强有力的冲击，该法第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实施。（二）建立校园警察制是学术自由内在价值的必然要求大学是学者的学术共和国，而不是完全自由的法治飞地。[8]陈鹏：《昆明大学连续三起耳光事件引发校园暴力忧思》，载《云南日报》2005年6月16日。比如，根据英国1825年出台的的《大学法令》（Universities Act 1825），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有权任命20—30名警察（constable）并组建为校园警务大队（ constabulary）,警务大队的日常管理有学监(Proctor)负责。

又如《××大学入馆规则》中规定：在图书馆内随地吐痰者，罚款5元。抗战时期，大专院校大举内迁并开始设置校警。

（三）辐射模式辐射模式又称之为双轨制，典型代表是武汉市，该种模式是对1996年公安部《高等学校公安机构体制改革实施办法》文件规定精神的回应。1953年初，公安部成立了文化保卫局，并要求各大区、各大城市公安机关组建文化保卫机构，负责包括大学在内的文化部门的保卫工作。[17]合署、进驻两种模式改革不彻底性的另一个面向，恰恰是其离校园警察方向还太远而不是相反。不过，学术界对此观点不予接受，有学者指出，如何判断政治的、社会的活动与学术研究或其成果发表之间的区别是困难的，如果这种判断权不在大学，而是由国家警察行使，势必有警察权滥用之嫌，从而侵犯大学的自主性。

我国未来大学安全治理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确立以校园警察为主、以安保外包为辅保障体制，即大学安全治理的核心事务国有化、警察化，大学安全管理的辅助事务社会化、契约化，并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相互配合。耶鲁大学墙内藏尸案震惊了世界，象牙塔内的恐惧引起了广泛社会关注 [2]。[25]故此，在大学公共安全依赖警察权而大学自治排斥警察权的二难困境下，调处三者关系的最佳方案莫过于设置校园警察。也正是这样的背景，1965年现代校园警察(Modem Campus Police)制度在美国普遍建立。

实行进驻模式的省份有江西、海南等省市。最后，警员选聘程序法定。

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又讲上述条款修改为：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由县、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相当于县一级的公安机关裁决。[15]参见胡斌：《高校保卫组织公安体制改革之我见》，载《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28—42页。

1990年9月19日，美国总统颁布了《校园安全法》即《珍妮?克雷莉法》，从而使校园安全治理有了联邦法律依据。该办法将请愿警、卫警和校警统称为驻卫警察，分为派遣和请愿两种。对此，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章程》第4章第11条明确规定校长负责大学的正常有序运行，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保持或恢复大学秩序，在大学内享有家主（宅）权。校园警察机构以处级设置成立校园警察局，其是学校的职能部门，领导监督外包安保形式下受聘保安公司的安全服务工作，只在业务上与地方警局保持协作关系。根据《驻卫警察使用警械管理办法》之规定，大学驻卫警察可自行配备警棍，配备枪枪支和其他警械须向警察机关申请，警械枪弹由主管警察机关发给，警械的保管、使用、造成后果等均按《警械使用条例》办理。故此，本文以大学自治理论为价值指引，通过对我国大学警察权运行的历史性回顾，在借鉴域外大学公共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试图从法律的角度寻求适合我国大学传统的理想校园安全治理模式。

第三，大学体制和学术传统的特殊性决定了，以校长为代表的大学当局必须在校园安全管理中处于主导甚或领导的法律地位，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创新体系和社会良心守护的自洽性。其中，对大学秩序形成权理论的误读、警察权校园配置的缺失以及二者关系的非理性安排，无疑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注释:[1]本文所称的大学并非只限于以探究高深学问为目的的严格意义上的大学，而是包括全日制大学、独立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在内，几乎与高等院校的概念同义。2004年出台的《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国务院第421号令），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规范单位内保组织及其工作性质的行政法规，其行政法规的形式实现了单位内保组织的完全社会化，取消了内保组织的所有警察职权。

1979年1月台湾地区制订颁布《各机关学校团体驻卫警察设置管理办法》（2002年修正）第2条明文规定：为维护安全及秩序，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得申请设置驻卫警察。（二）警察权逐步剥离时期（1992年——2004年）进入1990年代后，我国以市场为价值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方面发展，在国家—社会二元框架的理论指导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计划经济体制 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这种大而全、小而全单位布局的种种弊端。

[24]参见许育典：《法治国与教育行政——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核心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文化有限公司2002年5月版，第339页以下。[34]美国校园警察体制呈现出如下制度特征：其一，在校园警察机构名称上，有的大学称之为警察局，有的称之为公共安全部，有的将二者结合起来采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作法，如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等。然而，最大的弊端在于其对学术事务基本规律的背反和社会自治制度特性的忽视甚或误读。大学一直都是社会上最为安全的一方净土。

我国《立法法》所指的法律、法规和规章都有着特定内涵，大学自治规章只能纳入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范畴，然而其他规范性文件却没有处罚设定的权力。高校公安派出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奖惩、调动由上级公安机关负责，但须征求高校党委意见。

至此，警察权脱离了大学上收国家，部分大学尽管还有公安派出所存在，但其隶属关系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即已不再是大学的公安派出所，依附于公安派出所的有限警察权也随之从大学保卫组织中剥离了出去。因为，学术是思想的事业，一个人自己头脑里形成的想法不受他人审判， [16]学术的内在自由是一种近乎绝对的自由，禁止异己力量的外在强制与干涉。

必要时大学也可以委请警察教育机构统一招考。[17]倪洪涛：《大学生学习权及其救济研究——以大学和学生的关系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在该种大学安全治理体制下，校园警察属于国家警种之一，受所在大学校长的领导和管理，但警察在执行职务时只对法律负责。（一）校园警察权合理配置是大学校长行使家宅权、秩序权的制度保障所谓家宅权亦称禁止进入房舍权。在学校建筑物的墙壁和桌椅等设施上乱写乱画者，处以10元罚款。摘要: 对大学秩序形成权理论的误读、警察权校园配置的缺失以及二者关系的非理性安排，是我国大学安全隐患重重问题的症结所在。

该法主要是基于校园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不断上升的趋势，试图通过建立犯罪案件的统计、安全形势的评估和信息的披露与报告制度，打击犯罪行为，重建校园安全信心。而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作为基本法律，其第3条明文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4条规定，除了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35]3、台湾的驻卫警察驻卫警察制度始于清末民初的请愿巡警制。

当然，造成当下我国大学公共安全问题突出的原因是多方面、综合性的。1960年代中期，以参与学校管理为核心的教育民主化学生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兴起，对学校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 
•